嫁衣怨（1/2）
陈沫沫第一次觉得那栋房子不对劲，是在她嫁到槟城的第三个月。
房子在乔治市郊外一个叫阿依淡的地方,不算偏僻,出了巷口就是车流不断的马路。可这栋两层楼的旧宅子被夹在两栋更高的排屋中间,像一本被竖着塞进书架的书,四面都不透光。前院种着一棵硕大的芒果树,枝叶浓密得把整栋房子的正面遮了大半,即使是大白天,屋里也昏暗得像傍晚。陈沫沫提着行李箱站在门口的时候,婆婆从屋里走出来,上下打量了她一眼,说了一句她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。
婆婆说的是潮州话,她听不懂。
嫁到马来西亚这件事,说起来像一桩三流电视剧的剧情。她老家在福建福清,镇上一个远房表姨在槟城开咖啡店,某天发来一张照片,照片上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,浓眉大眼,穿着格子衬衫,站在一间五金店门口。表姨说,这男的姓林,叫林德财,槟城人,做五金生意的,老婆死了好几年了,想找个伴。陈沫沫那年三十二,在福州一家服装厂当质检员,月薪四千出头,没房没车没存款,谈了三次恋爱三次被甩。她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半天,觉得这个男人不算好看,但至少不丑。微信加了,断断续续聊了几个月,她飞过去见了一面,在一间潮州菜馆吃了一顿饭,他说“你嫁过来吧,我会对你好”,她说“好”。就这样。
婚礼是在槟城一间福建会馆办的,不大,摆了六七桌,来的都是林德财的亲戚朋友。陈沫沫没有娘家人出席,给她递戒指的是表姨。签了字,敬了酒,拍了照,她就成了林太太。新婚夜,林德财喝了不少,躺在床上鼾声如雷。陈沫沫坐在陌生的床边,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摩托车声,心想这辈子就这样了,也挺好的,至少有个家了。
可这个家,从第一天起就让她觉得不对劲。
白天林德财去店里,陈沫沫一个人在家收拾屋子。这栋房子太老了,墙壁上刷了不知道多少层的漆,有的地方鼓起了泡,按下去软绵绵的。楼梯过。她问林德财里面堆了什么东西,林德财说旧家具,乱七八糟的,不用管。
在马来西亚住了将近三个月,陈沫沫大致搞清楚了这家人的情况。林德财的父母住在底楼后面那间卧室,老太太七十五,老头七十八,都还硬朗,就是不太理她。吃饭的时候四个人坐一张桌子,公婆用潮州话聊天,偶尔蹦出几个她还能蒙的闽南语词汇,大部分她根本听不明白。
林德财白天出门,呆子才在家里做五金生意饿死。陈沫沫渐渐发现了一件怪事——隔壁那间房门,二楼走廊尽头,常年上锁。
她问过林德财,那间房是干什么的。
“以前是我妹妹住的。”他当时正在换衣服,背对着她,声音闷闷的。
“你妹妹?她不住了吗?”
“嫁人了。”
林德财没再多说,陈沫沫也没多问。可那个房间,每到深夜,总是会发出声音。很轻,很细,像是有人在地板上走动。不是那种年久失修的老房子自己发出的咯吱声,是那种有规律的、像脚步一样从这头走到那头,再从那头走回这头的声音。她从没听见过开门或关门,那个声音总是在凌晨一两点开始,持续大约一个小时,然后戛然而止。她跟林德财说过,他说是老鼠,陈沫沫没再争了。
某个下午,林德财去送货,公婆在楼下睡午觉。陈沫沫上了二楼,站在那扇上锁的房门前,从门缝往里看了一眼。
门缝很窄,她使劲凑过去,眼睛贴着门框边缘的缝隙。
黑暗中,她隐约看见了墙角堆着几个纸箱子,纸箱子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灰。箱子上方挂着一件大红色的东西,吊在空中,轻微的晃动。她眯着眼使劲辨认,那件东西在黑暗中隐约可见的轮廓是一套红裙——裙摆很长,几乎拖到地面,领口的盘扣在微光中折射出暗淡的光泽。那是一件嫁衣,崭新的,红得刺目。
这间上锁的房间里,住着一个年轻的、穿着大红色嫁衣的女人的亡魂。
陈沫沫是后来才知道这个名字的。
村里有个姓周的阿婆,七十多岁,住在隔壁巷子里,养了一院子猫。陈沫沫有一次去问她借铲子挖土种辣椒,周阿婆拉着她说了三个小时的话。周阿婆的潮州话她能听懂大半,因为阿婆会特意放慢语速,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,像小学老师给学生逐句讲解。
“林德财以前的老婆,死了十几年了。”
陈沫沫说她知道,林德财告诉过她。
周阿婆看看她,又叹一口气,说她说的不是那一个,是另一个。
“德财有个妹妹,叫林德娴,比他小两岁。”周阿婆说,“那个女生长得很漂亮,高挑,白净,在槟城一间律师楼做文员。后来她交了一个男朋友,马来人,马来名字叫伊万,在北海那边一家船厂做工。”
陈沫沫愣了一下。“马来人?”
周阿婆点了头,又用那双浑浊的老眼看着陈沫沫:“林家是大户,福建人,从你公公那辈就来的南洋,最讨厌跟马来人通婚。”
故事的结局不难猜到。林家坚决不同意,把林德娴关在家里不让出门,手机没收了,连窗户都用铁条焊死了。有一天夜里,林德娴趁着全家人都睡着了,从二楼那个房间的窗户爬了出去。
她穿着那件她偷偷买回来的红嫁衣。
“那件衣服她自己买的,放在柜子里藏了几个月,就等着这一天。她打算跟那个马来人私奔,回他的乡下老家去。”周阿婆说到这里,停下来咳嗽了好一阵。陈沫沫拍着她的背,等了很久,没有催。
“可她没有跑出去。从窗户翻下去的时候,脚卡在窗台下边那些铁条缝里,人挂在那里了。那扇窗户离地面不低,
陈沫沫的手不自觉地抓紧了裤腿。
“那天晚上她穿着那件红嫁衣,窗户是开的,人就挂在窗户外边,那件红衣服在风里吹了一夜。林家的人第二天早上才发现。从那以后,那间房就锁了,再也没人进去过。”
“那……那位马来人呢?”陈沫沫问。
“没人知道。可能跑了。林家那时候放话说要找他的麻烦,后来也没了下文。这种事情,过了也就过了。”周阿婆说完又叹了口气,“那条街的人对林家有几个版本的说辞。有说她那个房间始终残留着哭的声音,有说她经常在半夜听见有人在外面走动。那些都不敢去证实,那条巷子里住着的人到了夜里都绕着那栋房子走。”
陈沫沫把那伞借来的铲子还给周阿婆,走回那栋树影幢幢的双层排屋。
她站在厨房里泡了一杯咖啡,加了两块方糖,端着杯子走到天井。天井不大,头顶只能看见四四方方一片灰蓝色的天空。林德财养的几只八哥在院子里铁笼里蹦跳,尖嘴啄着铁栅栏,发出当当当的声响。陈沫沫想起周阿婆说过的话,说林德财以前不是做五金生意的,是跟人合伙做燕窝出口,后来生意不好才转的行。
这些都不重要了。
她有一件事没有跟任何人提过。
连续好几个月,每天凌晨她在房间里睡到不知什么时间段,总会突然惊醒。不是被脚步声,不是被哭声,是从她枕头底下传出来的微微的颤动,像手机震动,可是手机分明放在充电的床头柜上。她伸手去摸,什么都没有,枕头是凉的,床单是凉的,那股颤动却从她指尖传到手腕,从手腕传到手臂,从手臂传到胸口。
她在某个凌晨鼓起勇气试着掀开被褥跪在床上,往枕头的方向看了一眼——什么也瞧不见。可她的后背那片皮肤上,那阵冰凉的触感像有一条蛇从脊椎骨一直游到了后脑勺。
陈沫沫没有开灯。她在黑暗中坐了很久,直到那股冰凉的触感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她躺回去,把被子拉到下巴,睁着眼睛等着天亮。窗外传来第一声鸟叫的时候,她又想起了周阿婆那天最后补充的一句话。
“那姑娘怕鬼,可她不知道,自己才是那条街上几十年来最出名的鬼。”
住进那栋房子快半年了。陈沫沫从来没在半夜开过那扇窗户,却总在白天上楼收被子经过那间上锁的房间时,放慢脚步用背脊贴着走廊另一侧的墙壁一步一步蹭过去。她听见那个房间里传来细碎的声响,像有人在布料上反复摩擦,不是指甲刮布料的声音,是身体蹭过丝质物的那种低沉而缠绵的沙沙声。
那件红嫁衣,在没人的房间里,被一个没有脚的人穿了起来。
她在旋转。
某个深夜里,她被那股从床底下涌上来的、冰凉而固执的风唤醒。不是冷气,是那种湿漉漉、带着橡胶树汁液和芒果花腐烂气味的穿堂风。她睁开眼,窗关得好好的。
那阵风从门缝里钻进来,绕过床脚,裹住她裸露在被褥外面的脚踝。就在枕头边,手机的光亮起来之前的几秒,她听见了一声叹息。不是林德财打鼾时从嗓子眼里挤出的呼噜声,是清晰的、完整的、像排练过无数遍的、从嘴唇间轻轻吐出的“唉”。
她是福建人,不是潮州人,可她听懂了那一声叹息。
那是一个年轻女人、在马六甲海峡的风和福建会馆的香火里,为一段从没开始就已结束的异族爱情,用尽全部生命发出的最后一个音节。
第二天陈沫沫做了一件她知道不该做的事。
林德财去吉隆坡谈生意要三天才回来,公婆去亲戚家喝喜酒,整栋房子只剩她一个人。她用钳子和锤子把二楼走廊尽头那扇门上的锁撬开了,锈迹斑斑的挂锁挣扎了好几下才脱开。门推开的那一刻,灰尘从门框上簌簌落下来,洒了她一头一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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