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51章 那个装满秘密的木盒子（2/2）

她也从来不跟我说她的私事，我只知道她跟家里的关系不好，有一年过年，她一个人在办公室待了三天，就吃泡面。

我们这些从小地方出来的人，都像是被连根拔起的树，栽到了水泥城市里。表面上活得光鲜亮丽，可骨子里那点东西，总是在某些时刻不合时宜地冒出来。

就像我现在，明明应该在办公室加班，处理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报表和报告，可我脑子里全是那棵老槐树，那个破木盒子，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的执拗和哀伤。

回到公寓已经快十一点了。

我洗完澡，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索性坐起来，打开电脑，把该发的文件发给了陈姐。屏幕的光照在脸上，冷冷的，我盯着屏幕发了很久的呆，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个字，又删掉，再敲，再删。

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堵着，上不去下不来。

我拿起手机，给老公发了条消息：“睡了吗？”

他很快回了：“还没，刚应酬完。”

“我大伯的事，我觉得没那么简单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他说他那个盒子里，装的不是钱。”

隔了很久，他才回了一句：“那你觉得是什么？”

我看着这句话，想了很久，打了好几遍字，都删了。最后我回：“我不知道。但我得把它弄清楚。”

他没再回。也许睡着了，也许觉得我小题大做。

不怪他，他不了解这些。他是城里长大的孩子，独生子，父母都是老师，家里亲戚关系简单得像一张白纸。他理解不了我们这种村子里长大的人，那种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，那种恩恩怨怨的纠缠，那种明明是一家人却互相防备、明明恨得咬牙切齿却又不得不捏着鼻子凑在一起过日子的复杂。

我也不了解。

或者说，我从来没想过要去了解。

这些年，我从村里走出来，考上大学，留在这座城市，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嫁了一个条件不错的男人，所有的标签都在告诉别人：我过得很好，我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，我摆脱了那个小地方的一切。

可大伯那个眼神，那种在绝望中又不肯熄灭的倔强，让我忽然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，不过是在给什么东西涂脂抹粉，底子里的那些东西，从来都没有变过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又请了假。

陈姐在电话里沉默了半天，说了一句：“田颖，你这个月的全勤没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到底在折腾什么？”她的语气有点不耐烦。

我张了张嘴，想解释，又觉得解释不清楚。最后我只说了一句：“陈姐，有个老人八十多岁了，被儿子赶出来了，没人管。”

她那边安静了几秒，然后叹了口气：“去吧。”

开车回去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要弄明白什么？大伯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？老三为什么那么笃定盒子里有值钱的东西？大伯又为什么宁愿被赶出来也不把盒子打开给他们看看？

这些问题像一团乱麻，理不清，剪不断。

到村里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。

我先去了孙婶家，大伯不在，孙婶说他一早起来就去村口了，带着那个盒子，谁也拦不住。

我赶到村口，大伯果然还在那棵老槐树下，还坐在那把破藤椅上，还是那个姿势，抱着盒子，目视前方，像一尊泥塑。

我蹲下来看着他，他的脸色比昨天更差了，嘴唇发紫，眼窝乌青，像是整夜没睡。

“大伯，咱去医院看看，行吗？你脸色不好。”

他摇头，像是自动回复一样，还是那个动作，还是不说话。

我叹了口气，在旁边蹲下来，陪他坐着。

早上的村子很安静，偶尔有几声鸡叫狗吠，远处有人在田里干活，弯腰的姿势像一张拉开的弓。有风吹过来，带着泥土和麦苗的气息，那种味道很熟悉，让我想起了小时候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学校在镇上，从村里到镇上要走四十分钟。大伯每天早上骑自行车送我去，冬天的时候天不亮就出发，他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他的后背很宽，挡着风，我在后面靠着他的背，暖和得直犯困。

有一次下大雨，路泥泞得没法骑车，他就背着我走，一路上也没怎么说话，就那么闷着头走，我打着伞，伞太小，他整个后背都湿透了，雨水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淌。我说大伯你放我下来我自己走，他不吭声，就那么一步一步往前走，步子又大又稳。

到了学校门口，他把我放下来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，里头包着我的午饭，还热乎着。他蹲下来，替我擦脸上的雨水，他的手很大很糙，擦在脸上有点疼，可我没躲。

他说：“妮儿，好好学。”

然后转身走了，走进雨里，很快就被雨幕遮住了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远。

那时候我觉得大伯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大的人，可现在我看着他缩在这把破藤椅里，瘦得像一堆枯柴，觉得时间这种东西真是太刻薄了，它把一个人拆成这个模样，还不肯放过他。

“大伯。”我轻声叫他。

他没看我，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木盒子上轻轻敲了两下，那是一个节奏，两短一长，像是在敲什么暗号。

“盒子里到底装的啥？”我问，“他们都说是金条。”

他终于转过头来，看着我，嘴角动了一下，那表情说不清是笑还是苦。

“妮儿，”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，“你信不信，有的事，比金条值钱多了。”

我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他又不说话了，转过头去，继续看着前方。

我在村口陪大伯坐了一上午。

太阳从东边升到头顶，暖洋洋地晒着，老槐树的影子从西边慢慢转到了东边。村里人来来往往，有的看了两眼就走了，有的停下来站一会儿，叹口气，说两句不疼不痒的话。

十点多的时候，三婶从村东头过来，手里拿着几根葱，应该是去谁家串门。她经过村口，脚步顿了一下，看了我们这边一眼，脸上的表情很复杂，说不上是愧疚还是别的什么，但又很快别过头去，加快了脚步。

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口，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——老三一家，也许并不是单纯为了钱，他们那么在意那个盒子，在意那些不存在的金条，也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。

这个念头毫无根据，但就是盘踞在我脑子里，怎么都赶不走。

中午的时候，我妈来送饭，小米粥，炒鸡蛋，几个馒头。大伯吃了小半碗粥，喝了两口水，就不肯再吃了。他把那个木盒子放在腿上，手搭在上面，闭着眼睛，像睡着了，又像是在想什么事情。

“你回去吧，”我妈小声跟我说，“上班要紧，你大伯这儿有我呢。”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妈，我先去趟镇上。”

“去镇上干啥？”

“查点东西。”

我开车去镇上，十几分钟就到了。

小镇跟十几年前没什么太大变化，街道还是那条街道，两边的店铺换了几茬招牌，但格局没变。我凭着记忆找到了镇上的老邮局，还是那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，门口的邮筒已经锈得不像样了。

邮局里没什么人，一个工作人员趴在柜台上打盹，我咳了一声她才抬起头来。

“你好，我想查一下，我大伯有没有收到过什么信，或者包裹。”我说。

她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带着那种小地方的人特有的警惕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田德厚。”

她打了个哈欠，在电脑上敲了几下，屏幕上跳出什么，她眯着眼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没有。”

“那以前呢？”我追问，“很多年以前的呢？”

她的警惕又多了几分：“很多年以前？那得到档案室查，不是随便能查的。”

我知道问不出什么了，道了谢出来，站在邮局门口，有点茫然。

旁边是一家卖五金杂货的铺子，门口坐着个晒太阳的老头，戴着一顶洗得发白的解放帽，正在剥花生吃。我看了他一眼，觉得有点面熟，就是叫不上名字。

他倒是先认出了我：“你不是老田家那丫头吗？田颖？”

我说：“是啊，大爷您是？”

“我你都不认识了？我是你张大爷，以前跟你大伯一块儿在窑上干活的。”

我赶紧叫了声张大爷，他乐呵呵地笑，露出几颗稀疏的黄牙。

“你大伯咋样了？”他问，“听说让老三撵出来了？”

我苦笑着点了点头。

张大爷叹了口气，把手里剥好的花生米放进嘴里嚼了嚼，吧唧着嘴，像是在品味什么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忽然说了一句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话。

“你大伯那个人哪，一辈子心里头藏着事儿，谁都不知道。我跟他一块儿在窑上干了快二十年，算是跟他最熟的人了，可有些事儿，他连我都没说过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我赶紧问。

张大爷看着我，那眼神里的东西很复杂，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。

“你大伯年轻的时候，去过东北。”他慢悠悠地开了口，“五几年吧，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，在东北待了好些年才回来。回来以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不怎么说话了，也不怎么跟人来往了，后来经人介绍娶了你大娘，可你大娘走得早，他就一个人把你们一大家子拉扯起来了。”

“他去东北干啥？”

张大爷摇摇头：“他从来没说过。我们也问过，他不说，问急了就翻脸。但有一回他喝多了，跟我提了一句——”

他又停住了，像是在回忆很久远的事情。

“他说，‘老张，我这辈子，欠了一个人的，还不上了。’我问他是谁，他不说，眼里头全是泪。”

张大爷说到这里，叹了口气，把那顶解放帽摘下来，摸摸光头，又戴上。

“后来我想了想，他说的那个人，八成是在东北碰上的。至于是男是女，是啥关系，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
我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。

那个木盒子，那些深夜里反复端详的东西，那句“比金条值钱多了”的话——它们忽然之间连成了一条线，一条我隐约能看见却还模糊不清的线。

我谢过张大爷，开车回了村子。

下午的阳光有点西斜了，老槐树的影子拉得更长，大伯还在那儿坐着，姿势都没怎么变。我忽然觉得他不是在等谁，而是在守着什么，守着一段没人知道的过去，守着一个也许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人。

我在他身边蹲下来，轻声说：“大伯，你是不是，在等什么人？”

他的手指在那个木盒子上猛地停住了，整个人僵了那么一瞬间，然后缓缓转过头来看着我。

那双浑浊的眼睛里，有什么东西碎了，又有什么东西亮了。

他的嘴唇哆嗦了很久，才挤出几个字：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我说：“张大爷告诉我的。他说你去过东北。”

大伯的眼睛慢慢闭上了，两行浊泪从那干涸的眼窝里滚出来，沿着沟壑纵横的脸颊往下淌，最后滴在了那个暗红色的木盒子上，一滴，两滴，像是终于等到了什么。

他没有再说话。

我也没再问。

风从远处吹过来，老槐树的叶子哗啦啦响，像是很多人在小声说话。我陪他坐着，从下午坐到黄昏，看着他抱着那个盒子的手越来越紧，像是在害怕什么东西会从他怀里飞走。

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我妈又来了，这回送了条厚毛毯，给大伯披上。

“颖颖，你回去吧，”我妈说，“明天还上班呢。”

我看了看大伯，他靠在椅背上，像是睡着了。我把我妈拉到一边，小声问：“妈，你知道大伯年轻的时候，去过东北吗？”

我妈愣了一下，想了想说：“好像听你爸提过一回，说是在那边待了好些年，回来的时候带了个木盒子，谁都不让碰。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？”我妈摇摇头，“你爸也没细说，我也没多问。你爸那个人你也知道，不爱说家里的事，尤其是老一辈的事，问他也不说。”

我爸就是这样，沉默寡言，什么事都憋在心里。我以前觉得这是性格，现在想想，也许不是性格，是那些事太沉了，沉到说不出口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先不走。

“妈，你先回去，我再陪大伯一会儿。”

我妈欲言又止，看了我一眼，叹了口气，转身走了。

天色一点一点暗下来，远处有人家亮起了灯，星星一颗一颗地冒出来，在厚厚的夜幕上闪着微光。大伯睁开眼，看了看天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今天的星星，跟她走那天一样。”

我心里一动，轻声问：“她是谁？”

他沉默了很长时间，长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。风把老槐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，像是在替他说什么。

“一个，我等了六十多年的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