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51章 那个装满秘密的木盒子（1/2）

他们说，我大伯疯了。

八十多岁的人了，抱着个破木盒子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，死活不肯走。三月的风还带着刀子似的寒意，他就那么坐着，佝偻的背影像一截枯树桩子，风把他花白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，他也不理，只管死死搂着那个盒子，像是搂着什么命根子。

我接到我妈电话的时候，正在公司开季度总结会。

电话震了三遍我才敢接，捂着话筒侧身溜出会议室，我妈的声音从听筒那头炸过来：“颖颖，你快回来！你大伯让老三把房子给封了，人给撵出来了，现在坐在村口吹风呢！你爸腿脚不好走不过去，你赶紧的！”

我妈说话向来干脆，噼里啪啦像炒豆子，可那天我听出她声音里压着的东西——那种又气又急又不忍的颤。

我说：“妈，我开会呢，请不了假。”

“请不了也得请！”我妈难得这么硬气，“你大伯当年怎么对你的，你忘了？你考上大学那年，学费凑不齐，是谁把养老棺材本儿掏出来给你的？你说这话你亏心不亏心？”

我没再争辩，挂了电话，站在走廊尽头的落地窗前愣了好一会儿。

窗外是这座城市三月的阴天，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，楼下车水马龙的声音像是隔了一层什么，闷闷的。我脑子里全是那年夏天，大伯从那个蓝布手帕里一张一张往外数钱的样子，他的手很糙，指节粗大，每一张钱都捻得很慢，好像那沓钱黏在他手上似的。

可他还是给了。

当时他说什么来着？他说：“妮儿，好好念，念出来就别回来了。咱这村子，没什么好回来的。”

那时候我不懂他这话的意思，现在我站在公司二十楼的落地窗前，忽然觉得那话里藏了太多东西。

我跟部门主管请了假，主管姓陈，三十出头，是个精干的女人，她看着我欲言又止的表情，只说了句：“家里有事就先回吧，季度报告我替你顶着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她头都没抬，手指在键盘上敲着什么，语速很快，像是不想让我太尴尬。我在这个公司干了六年，从普通文员做到部门副主管，陈姐算是我半个师父，她知道我家里的事多，也知道我不是那种动不动就请假的人。

开车回去的路上，我给老公打了个电话。他在外地出差，接了电话就说：“你开车慢点，别着急，我这边完事就赶回去。”男人的话总是这样，听着在理，可就是少点什么。

从市区到村里，开车要一个半小时。出了绕城高速，路越来越窄，两边的高楼慢慢矮下去，变成了一排排灰扑扑的二层小楼，再后来，连小楼都没了，只剩下田埂和麦地。这个季节麦子刚返青，绿得发黑，一望无际地铺开去，像是谁在地上铺了块巨大的绿绒布。

快进村的时候，我看见村口围了一圈人。

老槐树还在那儿，比我小时候更粗更老了，树冠遮了半边天。树下密密匝匝站着一群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都伸着脖子往中间看，像一群围观什么稀罕事儿的看客。

我找了个空地停好车，拎着包跑过去。

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，有人喊：“田颖回来了！老田家侄女回来了！”

我挤进去，一眼就看见了大伯。

他坐在一把破藤椅上，那椅子不知道是谁从家里搬出来的，扶手上缠着铁丝，漆掉得差不多了，露出发黑的竹条。他就那么直挺挺坐着，腰板挺得很硬，怀里抱着个暗红色的木盒子，盒子上的铜锁已经锈成了铜绿色，像个固执的孩子抱着唯一的玩具。

他的脸瘦得脱了相，颧骨高高顶起来，眼窝深深凹进去，皮肤像是风干的橘子皮，一层层叠着褶子。可那双眼睛还是亮的，亮得有点瘆人，像是烧着两簇看不见的火。

“大伯。”我蹲下去，把手搭在他膝盖上。

他的手冰凉冰凉的，骨节粗得像老树根，青筋在手背上鼓着，像蚯蚓似的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嘴唇哆嗦了几下，没说出话。

“颖颖来了。”我妈从人群里挤出来，眼眶红红的，声音发哽，“你大伯在这儿坐了一下午了，谁劝都不走。老三那畜生把房子门给焊死了，窗也给封了，你大伯连件厚衣服都没拿出来。”

我妈说着，把手里一件军大衣披在大伯身上。大伯没反抗，也没说谢谢，就那么直愣愣看着前方，像是什么都看不见，又像是什么都看得太清楚了。

我问：“我爸呢？”

“在家呢，腿疼得走不动，我让他别来了。”我妈抹了把眼睛，“你三婶刚才还在这儿骂呢，说让你大伯死在外面算了，死了也没人管。”

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，攥紧的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，疼得发麻。

二堂哥田磊从人群里走出来，递给我一瓶水，脸色很难看：“颖颖，别在这儿站着了，先把我爸弄到你家去吧。老三那个王八蛋，油盐不进，我跟他打了一架——”

“别说了。”我打断他，站起身，深吸了口气。

三月的风还带着冬天的尾巴，刮在脸上像刀子似的。我转身快走了几步，穿过人群，直直朝老三家的方向去。

老三家在村东头，新盖的二层小楼，白墙红瓦，大门贴着瓷砖，门楣上“家和万事兴”五个烫金大字在昏黄的光线里闪得刺眼。门是关着的，我从门外就听见里面电视开着，声音很大，像是在故意盖住什么声音。

我拍门，拍了很久，老三媳妇才来开门。

她看见是我，脸上堆起一层假笑：“哟，颖颖回来了？城里大忙人，怎么有空——”

“三婶，我大伯的事，咱好好说，行吗？”我压着火气，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。

三婶的笑收了回去，换成一副不耐烦的表情：“跟你说不着，找你三叔去。”说完就要关门。

我伸手撑住门板：“那就叫三叔出来。”

“喊什么喊！”老三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，紧接着人就出现在了堂屋门口。他穿着一件旧毛衣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脸涨得通红，一看就知道喝了酒。他站在门槛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全是不耐烦和挑衅。

“你来干啥？”他问，舌头有点大，说话含混不清。

我问：“三叔，你为什么把我大伯的房子封了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老三冷笑了一声，打了个酒嗝，那味道酸臭酸臭的，熏得我往后退了半步，“你问他去！问他干了什么好事！说好了谁养老钱给谁，我伺候了他三年！三年！结果呢？他倒好，转头要把房子给老大！凭什么？凭什么！”

老三吼起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来，像一条条青色的蛇在皮肤底下扭动。

我攥紧拳头，指甲掐进掌心里：“我大伯的房子，他想给谁就给谁——”

“你闭嘴！”老三打断我，手指差点戳到我脸上，“你一个嫁出去的丫头片子，有你什么事？滚回你城里去！我们家的事，轮不到你管！”

他的手挥过来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往后躲了一下，脚底在门槛上绊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身后有人扶住了我，是田磊，他黑着脸挡在我前面，冲老三吼：“你动她一下试试！”

兄弟两个对峙着，眼里的火像是要把对方烧穿。

人群议论纷纷，我听见有人在说：“老三家这也太过了。”“可不是嘛，把老人撵出去，天打雷劈的事儿。”“唉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谁知道怎么回事呢。”

村子里的人就是这样，什么事都爱围观，什么事都爱评两句，可真要让他们插手管，又都缩回去了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把田磊拉到一边，对老三说：“三叔，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。我就问你一句，我大伯今晚怎么办？外面这么冷，你让他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坐在风口上？”

老三嘴硬：“爱怎么办怎么办，跟我没关系。给钱我就养，不给钱，他的事我不管。”

这话说得太绝了，绝到我身后的村民们都安静了那么几秒。

我妈在旁边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老三说：“你爹当年怎么对你的？你上技校的钱是谁出的？你娶媳妇的房子是谁给你盖的？你都忘了？你都忘了！”

老三不说话了，转身回了屋，“砰”的一声关了门。

那声门响像是砸在我心口上，震得我耳膜嗡嗡的。

我站在原地，看着那扇关得死死的门，忽然觉得很累。不是身体的累，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累，是那种你明知道对错却无能为力的累。

回到村口的时候，天快黑了。

夕阳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像一条黑色的河流，流淌在村道上。大伯还坐在那把破藤椅上，还抱着那个木盒子，姿势跟我离开时一模一样，像是从来没有动过。

我蹲下来，握住他的手，他的手比刚才更凉了，像是握着一块冰。

“大伯，去我家。”

他摇头。

“那去村委会，我去跟他们说，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。”

他还是摇头，嘴唇动了几下，发出含混的声音。我凑近了才听清，他反复说着三个字：“不麻烦，不麻烦，不麻烦。”

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。

我大伯这个人，一辈子不愿意麻烦别人。我奶奶走得早，我爷爷走得也早，他十几岁就开始拉扯三个弟弟一个妹妹，又当哥又当爹，把自己的一辈子搭进去了，到老了，却被自己的儿子说赶就赶出来了。

“大伯，不麻烦，咱是一家人。”我声音发哽。

他抬起头看着我，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有了点光，像是深潭里被风吹皱的水面，映着碎碎的光。他抬手摸了摸我的头发，那动作很慢，很轻，像小时候那样。

可他还是摇头。

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正在这时候，一个声音从人群后面传过来：“田叔，要不，先去我那住两天？”

我转头看过去，是村里的孙婶。

孙婶五十多岁，是个寡妇，儿子在外地打工，就她一个人住着三间大瓦房。她挤出人群，脸上带着那种同情的表情，说：“我一个人住着也冷清，田叔来了还能说说话。”

我妈赶紧说：“孙姐，那怎么好意思——”

“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”孙婶摆摆手，“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谁没个难处。”

大伯还是摇头。

孙婶也不急，蹲下来，笑着说：“田叔，你不为自己想，也得为那个盒子想想啊，风吹雨淋的，里头的东西坏了怎么办？”

这话像是戳中了大伯的哪根筋，他的手在木盒子上摩挲了几下，指腹划过那些斑驳的木纹，动作很轻很慢，像在抚摸什么珍贵的记忆。

半晌，他终于点了点头。

我们七手八脚把大伯扶起来，他的腿坐麻了，站不稳，整个人靠在我身上，轻得不像是个人，像是一捆干柴。我扶着他往孙婶家走，他的步子很小，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。

走了几步，我听见后面有人喊：“颖颖。”

我回头，是老三媳妇，她站在自家门口，手里拎着个塑料袋，隔了几步远把袋子递过来，也不走近，就伸着手，像递什么烫手山芋：“你大伯的几件衣裳，从窗户缝里塞出来的。”

我接过袋子，里面有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，还有一双布鞋。鞋底磨得很薄了，后跟都快磨穿了，针脚歪歪扭扭的，是我奶奶当年做的鞋。

我没说话，转身去追大伯。

孙婶家收拾得挺干净，堂屋不大，但拾掇得利利索索的，墙上贴着年画，电视柜上摆着一盆塑料花，红红绿绿的，俗气但热闹。她腾出东屋，铺了干净的被褥，被子是新棉花絮的，蓬松蓬松的，散发着阳光的味道。

我扶大伯在床上坐下，他坐了没一会儿，又开始摸那个木盒子，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还在不在。

我问他：“大伯，盒子里装的啥？”

他抬起头看着我，那眼神里的东西让我心里一惊——有警惕，有不安，还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，像是恐惧，又像是愧疚。

他摇摇头，没说话。

我也不好再问。

我妈跟孙婶在外屋说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隔着一堵墙，我还是听见了一些。

“老三也太不是个东西了。”“谁说不是呢。”“田叔当年多疼他啊，白疼了。”“唉，都是钱闹的，听说田叔存了十几万呢，还有那个盒子，老三说里头有值钱的东西。”

“盒子？”我妈的声音忽然高了半度，“什么盒子？”

“就是那个木盒子啊，田叔成天不离手的那个。老三说里头有金条，有存折，田叔的养老钱都在里头。他伺候了三年，一分钱没见着，结果他爹要把东西都给老大，他急了。”

“不可能，”我妈说，“我大哥不是那种人。”

“谁知道呢。”孙婶叹了口气，“两口子打架，被子遭殃。这一大家子的事，外人哪里看得明白。”

我站在门口，听着这些话，脑子里乱哄哄的。

金条？存折？我大伯？不可能。我大伯一辈子在地里刨食，哪来的金条？他要真有金条，那年我上大学的时候，他不会把自己棺材本儿都掏出来给我。

可是不对。

我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
那是很多年前了，我还小，大概七八岁的光景。有一年夏天，半夜我被雷声惊醒，起来喝水，看见大伯房间的灯还亮着。我走过去，门没关严，我从门缝里看见他坐在床边，腿上放着那个木盒子，手里拿着一样东西，在灯下翻来覆去地看。

灯光昏黄，照在他脸上，他的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——不像是在看一件值钱的东西，更像是看一个人，一个他想见又见不到的人。

第二天我问他，你半夜不睡觉在看什么？

他说，没看什么，妮儿你看错了。

那时候我不懂，现在想起来，那盒子里装的，也许真的不是什么金条存折，而是别的什么东西——一些他藏了大半辈子的，从来没对任何人提起过的东西。

安顿好大伯，我开车回城。

高速上车不多，两旁的路灯一盏盏往后退，光晕连成一条模糊的光带。我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，冷风灌进来，吹得我太阳穴突突地跳。

手机响了好几遍，都是陈姐打来的。

我接起来，她的声音有点急：“田颖，季度报告的数据你上传了吗？财务那边催着要。”

我说：“在车里，我回去就发。”

“行。家里的事处理完了？”

“还没。”

她沉默了两秒，说：“那你把数据发我就行，别的我来弄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想起陈姐这个人，她三十四岁，没结婚，没孩子，在这个城市独来独往。公司里有人背地里说她太强势，不好相处，可我知道她是那种把工作当命的人。去年年底，她胃出血住院，在医院躺了三天就回来上班了，脸色白得像纸，还在坚持开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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