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36章 房梁上的眼睛（1/1）
一九七几年，黑龙江小县城边上有个村子，叫刘家沟。刘桂芳那年七岁，扎着两个小辫子，瘦得像根豆芽菜，可她嘴馋，谁家有好吃的都瞒不过她的鼻子。腊月里，她妈赵玉珍把年货——干枣、花生、瓜子、几块冻豆腐——装进一个蓝布口袋，高高地吊在了仓库的房梁上。那间仓库是后盖的，房梁离地将近五米，赵玉珍踩着梯子才够上去。她把梯子搬走，心想这下闺女偷不成了。
刘桂芳馋了三天。白天她站在仓库门口，仰着脖子看那个蓝布口袋，咽了无数口唾沫。到了第四天晚上，她发现梯子没搬走，靠在西墙根，心里的小火苗一下子就蹿了上来。
她等赵玉珍睡熟了。煤油灯灭了，炕上传来均匀的呼吸声。刘桂芳在被窝里数了一百个数，才慢慢掀开被子，光脚踩在地上。冷，脚底板沾地的一瞬间凉得她龇了龇牙。她披上棉袄，从针线笸箩里摸了一盏小油灯，溜出卧房，在走廊里划了火柴。火柴头“嗤”地着了，橘红色的火苗跳了一下，照亮她那张瘦小的脸。她点上油灯，端着它，朝仓库走去。
仓库的门是木头的，关不严，底下有一条缝，冷风从那里灌进来，吹得油灯的火苗东倒西歪。刘桂芳用另一只手护着火，推开门，走了进去。
仓库很大，五六十平米，堆着柴草、旧农具、几口空缸。油灯的光太弱了，只照亮她面前一小片地方，四周全是黑黢黢的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蹲在暗处看着她。刘桂芳一进门，就看见仓库正中间挂着一块黑乎乎的东西。她以为是妈妈挂的旧布帘子，没在意，踮着脚尖去够西墙根的梯子。梯子很沉，是松木的，年头久了，表面磨得光滑。她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拖到房梁正下方，木梯子在地上拖行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她停下来听了听，卧房那边没有动静，才继续。
她把油灯放在地上，开始爬。左手扶着梯子，右手攥着横档，脚踩在木头上，发出轻微的吱呀声。爬到第五级的时候，她捡起油灯，举在手里，继续往上。爬到顶，房梁就在头顶了。那根房梁是整根松木，又粗又黑，上面落满了灰。蓝布口袋用一根麻绳吊着，悬在梁下。刘桂芳一只手勾住麻绳稳住自己，另一只手去解口袋的系带。干枣的甜味从布缝里钻出来，她高兴极了，一把一把地往棉袄口袋里塞，塞得鼓鼓囊囊的，又抓了一把花生，才心满意足地准备下去。
她转身，左脚踩到下一级横档，右脚还没跟上来，油灯的光晃了一下，照在那块黑布上。
刘桂芳的动作僵住了。
那不是黑布。是一个人。一个穿黑色长袍的人，吊在房梁上，脚悬在半空中，离地面还有一大截。他的脸是青灰色的，不是人的那种青，是放了很久的肉的那种青，嘴唇发紫，肿得翻出来，舌头从嘴里伸出来，又长又紫，垂到下巴，舌尖上挂着黏糊糊的东西。他的眼睛半睁着，眼珠子往下转，没有光，像两颗煮熟的鹌鹑蛋，灰白色的，可刘桂芳觉得它们在看着她。她的汗毛一根一根地竖了起来，从后脑勺一直竖到脚后跟。她想跑，手和脚不听使唤。她想喊，嗓子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。然后她看见那个人的嘴角动了一下。往上翘，慢慢地，很慢很慢，像是在做一个很费力的动作。他在笑。一个吊在房梁上、舌头伸出来的人，冲她笑。
刘桂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摔下去的。她只记得脚下一滑，身体往后仰，油灯脱了手，眼前的天花板、房梁、那个笑着的死人，搅在一起飞快地转。然后后背撞上了什么，疼得她眼前发黑，嘴里尝到了血腥味。她摔在柴草堆上，柴草扎破了她的手，左手的虎口裂了一道口子，血糊了一手。油灯翻了，灯油洒在干草上，火苗“呼”地蹿起来。刘桂芳顾不上疼，扑过去捡起油灯，用袖子拍灭了火。她爬起来，手里的油灯晃来晃去，火光在墙上投下巨大的影子。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咚咚咚咚，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
她冲出了仓库。
走廊很长，她光着脚跑过去，脚底板拍在水泥地上，啪啪啪地响。她冲进卧房，一头扎进赵玉珍的被窝里，整个人缩成一团，浑身抖得像筛糠。赵玉珍被她撞醒了，迷迷糊糊地伸手一摸，摸到一手血，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。“桂兰？桂兰！你怎么了？”刘桂芳把脸埋在她妈怀里，声音断断续续的，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：“妈……仓库……房梁上吊着一个人……他冲我笑……他冲我笑……”赵玉珍的脸一下子白了。她搂住女儿，转头看了一眼窗外——仓库的方向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她张了张嘴，想说“你看错了”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她搂紧女儿，小声说：“别说了，快睡觉。”
刘桂芳哪里睡得着？她躺在被窝里，眼睛瞪得溜圆，盯着天花板。卧室的天花板是平的，刷了白灰，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。她盯着那道裂缝，觉得它像一张嘴，嘴角往上翘，在笑。
当天夜里，刘桂芳发起了高烧。烧得浑身滚烫，嘴唇干裂，翻来覆去地说胡话。赵玉珍用湿毛巾敷她额头，用白酒擦她手心脚心，折腾了一宿，烧一点不退。第二天请了村里的赤脚医生，姓孙，五十多岁，背着一个旧药箱。孙医生把了脉，翻了眼皮，看了舌头，说是受了惊吓，开了两副安神的药。药灌下去，烧还是不退。第三天，第四天，刘桂芳烧得越来越厉害，人瘦了一圈，眼窝深深地凹下去，嘴唇上一层白皮。赵玉珍急得嘴上起了燎泡，蹲在灶台边哭了一场。
邻居王婶过来串门，看见这情形，把赵玉珍拉到一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她婶子，这孩子怕不是病，是冲撞了什么。你去找西村的老秦头吧，他会看。”赵玉珍擦了眼泪，当天下午就去了西村。
老秦头七十多岁，精瘦，留着一把白胡子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。他听赵玉珍说完，没吭声，从炕上拿起烟袋，装了一锅烟，点着了，抽了两口，才慢悠悠地说：“走，看看去。”
老秦头到刘家的时候，刘桂芳正烧得迷迷糊糊。她记得老头儿走到炕边，先摸了摸她的额头，那只手很凉，指节粗大，掌心的茧子像砂纸。他翻开她的眼皮看了看，又捏住她的手指，一根一根地摸过去，像在摸什么东西。然后他闭上眼，坐在炕沿上，一动不动，像是睡着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睁开眼，对赵玉珍说了一句话：“你家这间仓库，是后盖的？”赵玉珍点头。老秦头又问：“盖之前，那块地上是不是有棵歪脖子树？”赵玉珍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，嘴张着，半天没合拢：“有……有棵老歪脖子树，不知道多少年了，树干歪得都快贴着地了。盖房子的时候伐了。您怎么知道的？”老秦头没回答。他站起来，从腰里解下一串铜铃铛，拎在手里，叮叮当当的。他对赵玉珍说：“你在这看好孩子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完，他推开了仓库的门。
刘桂芳躺在炕上，听见仓库那边传来老秦头的声音。不是说话，是唱，调子很老，像是戏文，又像是庙里和尚念的经。词听不清，只偶尔飘过来几个字——“歪脖树”“吊死鬼”“不走”。中间夹着铜铃铛的响声，一下一下的，不急不慢，像寺庙里的钟声。后来又闻见了烧纸的味道，呛得她咳嗽了两声，喉咙里一股苦涩的烟味。
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，老秦头回来了。他的额头上全是汗，白胡子尖上往下滴汗，手里的铜铃铛不响了，用红布包着。他走到炕边，看了看刘桂芳的脸色，伸手摸了摸她的脉搏，然后对赵玉珍说了一句：“没事了。那棵歪脖子树下埋过人，房子盖的时候没请走，一直吊在梁上。今天送走了。”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红布包，塞在刘桂芳的枕头底下，嘱咐赵玉珍：“三天不要让她出门，不要见生人。这包东西不要动，满三天以后拿出来，在灶膛里烧了。”赵玉珍千恩万谢，要给钱，老秦头摆了摆手，背着手走了。
当天晚上，刘桂芳的烧就退了。她出了一身汗，被子湿透了，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。她妈给她换了干被子，她喝了半碗小米粥，沉沉睡去。三天以后，她下了炕，活蹦乱跳的，跟没事人一样。赵玉珍把枕头底下那个小红布包拿出来，在灶膛里烧了，火苗舔着布包的时候，发出一股说不出的焦臭味，不是布的味道，不是纸的味道，是肉烧焦的味道。赵玉珍没敢跟刘桂芳说。
刘桂芳后来长大了，嫁了人，生了孩子，又有了外孙女。她逢人便讲这件事，讲了几十年，每次讲到最后，她都会压低声音说一句：“他冲我笑呢。吊在梁上，舌头伸得老长，他冲我笑。”听的人后背发凉，她自己却笑了。不是害怕的笑，是那种知道自己见过不该见的东西之后，留在骨头里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笑。